《鏘鏘三人行》| 激蕩十年,水大魚大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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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鏘鏘三人行》生于1998年4月1日,卒于2017年9月11日。我們懷念他,不是因為3把椅子和3個杯子,亦或者是幾根老干蔥吧嗒吧嗒的聊天。而是因為“鏘鏘”深刻影響了我們,以微笑面對這個世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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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賓:許子東 馬家輝

王安石變法失敗的思考

來源:騰訊思享會

作者:畢競悅

在中國歷史上,王安石具有著光輝正面的形象,王安石變法失敗常令人感到唏噓,被認為是由于保守勢力和地主階級的阻撓所致。然而,當我們放棄定見,會發現,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有著必然之處,這是由其所處的制度環境所決定的??傮w來說,王安石變法中的國進民退傾向是其未能改寫歷史的根源。

一、宋代的開明與腐朽

宋代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文化最發達的一個朝代。

宋代政治以文明和開化而著稱?!熬脊仓巍睅缀跏撬未看蠓虻墓沧R。北宋時,宰相文彥博曾對宋神宗說,君主當“與士大夫共治天下”;南宋時,宰相杜范也提出,“是以天下為天下,不以一己為天下,雖萬世不易可也”。兩宋三百余年,除了一二特例,少有因為言事而被殺戮者。

在宋代,諷諫時政、取笑官員乃是滑稽戲的常見節目。據北宋人魏泰的《東軒筆錄》記載:“至今優諢之言,多以長官為笑?!庇袑W者統計過,兩宋史有明載的,至少就有十三位宰相被伶人拿來開涮過。

宋代實行了一系列促進自由貿易的制度。在北宋的汴梁,坊墻被推倒,唐代的坊市制瓦解,人們沿河設市,臨街開鋪,到處都是繁華而雜亂的商業街。官民雜處、商民混居,夜禁也被突破。一種更富有商業氣息與市民氣味的城市生活方式興起,日后中國的集市模式就是在宋代定型的。

宋朝立國就頒發了一系列“恤商”法令,寬待商人,鼓勵商業。商人還獲得了從政的權利。在宋朝一部分商事法的制定過程中,商人甚至被政府邀為座上賓,參與修法。

國外一位用計量史學方法研究中國經濟史的學者估算,按購買力而言,宋代的人均GDP達到520美元,是中國古代歷朝中最高的?!肚迕魃虾訄D》反映了宋代商業的發達。當時汴京有百萬人口,非常繁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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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故宮博物院藏·張擇端《清明上河圖》之局部

但是就制度而言,我們會發現宋代開明與腐朽并存的地方。

宋代的開明主要源于統治者的文化傾向和家族傳統,而不是靠制度設計。宋太祖趙匡胤經陳橋兵變而“黃袍加身”,對他而言,時刻都擔心他的臣屬身上發生同樣的事情,因此他“杯酒釋兵權”,促成了宋代的“文官政治”。他不殺功臣,而且還立下了不殺文人的政治規矩,這是其開明一面。但是“文官政治”也導致了對軍事建設的輕視,造成宋代的“積貧積弱”。

宋代確立了“君主-宰執-臺諫”的分權結構:君主是權源,一切詔書均以君主的名義發布;宰相執掌具體的國家治理;臺諫負責監督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這種分權依然是行政權內部的分工,而不同于現代社會立法、行政、司法這種不同性質的權力之間的分立。

“開明”的宋代本質上依然是君主專制,并無議會等議事機構。宰相作為宋代的首席執行官發揮了重要的作用,保持了相對的獨立性與制度化的運作。但是宋代沒有現代的內閣制和責任政府,宰相個人的操守很重要,宋代的明相很多,奸相也不少,比如蔡京、秦檜。

在這樣的政治制度下,難免政治權力不去壟斷某些商業領域。宋代的國有專營制度比漢代和唐代都更為嚴酷,專營的領域更廣,懲罰的制度更嚴格。凡是主要商品,幾乎全在國有專營之列,包括茶、鹽、酒、醋、礬以及外貿所得的香藥、象牙,等等。商人私自販運礬超過一兩、銷售礬超過三斤,就會被處死,簡直比今天販運、銷售毒品都嚴重。

宋代可謂中國商人的黃金時代,但是有宋一代卻沒有出現一個聲名顯赫的大商賈、企業家。這是為什么呢?根源就在于官商經濟,社會財富向政府和官商集團猛烈地集聚。

這就是王安石變法發生的制度環境,正是這種制度環境從根本上決定了王安石變法的失敗。

二、王安石的“國進民退”

王安石變法如果能夠發揮宋代開明的一面,而避免宋代腐朽的一面,或許能夠成功。但恰恰相反,王安石變法過于依靠政府,“國進民退”,沒能對宋代制度中的痼疾進行根本性變革,反而擯棄了一些好的方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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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安石變法最重要的內容之一是“青苗法”,即由政府以低于私人借貸的利率向農民貸款,農民以地里的青苗為貸款做抵押。

“青苗法”的本意是“摧兼并、濟貧乏”,但采取的手段卻是“國進民退”。青苗法的具體做法是,每年青黃不接時,由官府向農民貸款,秋后農民再連本帶息一并歸還官府。官府借出余糧,可解農民燃眉之急;秋后收回利息,可增王朝國庫之資。這難道不是兩全其美么?

但實際操作下來的結果卻極其可怕:國家規定的、充分考慮了農民利益的低息貸款,變成了一種官府壟斷的高利貸。利息之高,竟達到原先設定的三十五倍!為了推行新政,王安石還給地方政府下達了貸款指標,地方官只好硬性攤派,而不管農戶是否需要。層層攤派的同時,還層層加碼。結果是,老百姓增加了負擔,地方官增加了收入。青苗法由官府推行,給了有的官吏通過權力壓榨民脂的空間,官吏在放貸時常常強行攤派,將青苗法搞成了“害民之法”。

如果能通過一個獨立的商業銀行實行“青苗法”,或許效果會更好,但這在宋代是不可能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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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比如“均輸法”與市易法的目的在于平抑物價、抑制大商人對百姓的壟斷與盤剝。但這項政策用官商代替民商,使國家壟斷了市場、貨源、價格。普通商人無論大小,要做生意都要先過政府官員的審批關口。交易費用由于賄賂官員而大大增加,導致物價上漲,結果最大的受益者是少數掌握交易權的官員。

又如“免役法”,用交錢代替差役,原來享受免役待遇的官戶、城市居民、女戶、寺觀、未成丁等也要繳納助役錢。只有城市六等以下、鄉村四等以下貧困戶享受全額免納的優惠。在定額之外,各路、州縣可代征20%的免役寬剩錢,以作災年免征備用。這個政策的本意是減輕農民負擔,使他們專事生產。但在執行中,不少地方官把貧困農戶提高到四等以上,城市貧困戶提高到六等以上,讓窮人也交免役錢。因為確定貧困戶等級的權力由官員掌握,20%免役寬剩錢又為官員任意增加免役錢的征收開了一個合法的口子。結果免役錢引起富人和窮人的一致反對。

回到制度上,王安石變法之時,宋代并不存在權力制衡機制。再好的愿望,落到實地,都難免不被一些心懷不軌的官員利用,以謀取私利。政府把“青苗法”利率規定為20%,個別官員就可以擅自提高到30%;政府要用交錢代替差役,個別官員就拼命斂錢。任何一種新法,甚至總體上利大于弊的“農田水利法”、“方田均稅法”都可以成為官員魚肉百姓的工具。

三、以國富為目標的王安石變法終致失敗

1069年,在首都汴梁的延和殿發生了一場重大的政策辯論,辯論的雙方是改革派王安石與保守派司馬光,辯題是如何解決國家貧弱的問題。歷史上把這次辯論稱為“延和殿廷辯”。

雙方的主要觀點是:王安石認為,中央要實行經濟集權;司馬光認為,要以農為本、藏富于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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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時的北宋政府面臨著財政危機,官俸、宮費、軍費、歲幣的巨額開支使政府財政入不敷出。面對宋代的積貧積弱,王安石希望增強國力,建立起一套與帝國的政治體制相匹配的經濟體制。然而經濟天生具有開放的特征,這必然與集中化的經濟體制發生矛盾。

王安石變法的確增加了財政收入。實行數年后,全國財政收入從宋初的1600多萬貫增加到6000多萬貫。史書評論“中外府庫無不充衍,小邑所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”。但是,國富的同時,民沒有富,社會怨聲載道。王安石變法以增加財政收入、增強國力為目的,手段主要是加強政府對經濟活動的控制,其出發點并非利民和藏富于民,因而也不可能采取發揮商人的積極性的手段。由此看來,當時的保守派也并非“面目可憎”。

王安石變法在當時背上了擾民和聚斂的惡名。甚至發生了東明縣農民一千多人集體進京上訪,在王安石住宅前鬧事。被王安石獎掖提攜的小官鄭俠在熙寧七年(公元1074年)四月畫了一張《流民圖》進呈天子,懇請皇帝罷廢王安石的害民之法。最終,宋神宗不得不下詔暫停新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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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政治權力對商業空間的壓迫之下,自古以來,中國的產業資本就很難在實體經濟領域進行有效積累。負有盛名的王安石變法也終致失敗,個中原因值得反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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